国家已经把可再生能源定位为战略类新兴产业，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可再生能源还远远没有到普及的时刻。

　　中央的提法是，可再生能源将在2030年能发挥“重要替代”作用；2050才能“成为主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业界看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高昂，电价很贵，风电和光伏的核准电价都比火力发电价格高得多；从技术上看，可再生能源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

　　首先，从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央制定的政策相对比较谨慎。

　　中央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几个具体的思路。其一是财政补贴，类似“金太阳计划”，每瓦补助十至二十几元，更有效的办法是把高于现有电价的差价用电网分摊，每个电力用户负担一点义务。目前的政策是每度电里拿出4厘钱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

　　然而，这个支持政策会受到中央财力的约束。按这个补贴规模计算，在2009年，全国最多可以拿出100多亿元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这远远不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

　　在财政补贴之外，中央对于可再生能源，给予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和限制。

　　为了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有序发展，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同时制定了总体规划，设定总量目标。最近,有关部门正在完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提及，到2020年，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是1.5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将是2000万千瓦。

    政策的制定，是向社会公布国家设定的可再生能源的总量目标是多大。这意味着国家给出了多大的市场空间，也表示国家支持什么，限制什么。如果不按照这个目标而过于扩张，国家的财政能力会进行限制，可能就会走起来碰到困难。

　　例如，按照《可再生能源法》，国家在总量目标规划范围内有全额保障性收购计划，超过了总量目标，政府就没能力收购了，政府强调规划的背后，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和国情能力匹配。

　　其次，我们必须同时正视，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实践中看，地方政府明显有些激进。

　　截至目前，可再生能源已经缔造了很多遭到地方政府疯抢的全新概念，比如“风电三峡”、“中国太阳城”等等。

　　现在各地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步子明显偏快，全国各地都在搞新能源产业基地，已经搞了100多个了，而且规模都非常庞大，每个都要做成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这就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市场的容纳能力。

　　这一方面表明了可再生能源热潮在持续升温，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地方和中央两方面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温差。地方的热情明显高于中央政策，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搞清楚可再生能源的现状就盲目上马项目。

    地方的冲动，有可能导致可再生能源将经历相对过剩的过程。

　　再次，应该用市场化的手段调解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行政支持应更多地运用到规划和技术研究等方面。

　　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主要措施是扩大产能，拼命扩张，在核心技术发展方面却做得不够。

　　从中央的政策层面看，应该考虑如在国情许可的前提下，培育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用市场化的手段调解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

　　政府应该在可再生能源规划和研究等方面，投入更多的支持。

　　目前，我国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力度远远不够。当然，当前还有煤炭、石油等大块能源的现实问题要解决。但对待可再生能源仍然需要满腔热忱，要投入更多的关照和支持。

　　技术瓶颈，也是我们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最大弱点。例如，美国支持可再生能源首先考虑用于研发，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投入到可再生能源研发的金额仍有几十亿美元，保持他们在核心技术方面占领高地。

　　总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差异之下，我们发展可再生能源要根据国情因地制宜，要讲求实效。（孟宪淦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