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俄罗斯开始实施部分粮食产品的出口禁令，以限制俄粮食出口。这是由于俄罗斯南部小麦主产区的高温干旱与火灾，引发俄国内小麦及其他粮食价格暴涨。作为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的粮食出口禁令影响了国际粮食价格。10天前，这一禁令公布的当天，国际小麦期货价格应声涨停。出口禁令正式实施后，国际粮价的走势更是成为未知数。可以说，俄罗斯大火正在“煎烤”着国际粮价。

    那么，俄罗斯干旱和火灾会不会愈演愈烈，乃至引发新一轮类似2007~2008年的粮食价格危机呢？引发粮食危机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国际粮食价格长期将如何走？中国的粮食政策应如何应对？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昨日专访了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樊胜根。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是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性质的粮食问题研究机构，旨在客观分析世界粮食问题，制定可以被有关国家、地区或国际机构接受的粮食政策，以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生产和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该所前所长冯·布劳恩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认为，我们正处于“新一场粮食危机的初起阶段”。

    2009年12月，华裔粮食问题学者樊胜根接任该所所长。他是该所第一位来自中国，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所长。此前，他是该所发展战略与政府治理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粮食危机根子在恐慌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俄罗斯火灾造成小麦减产，这对全球粮食价格与粮食安全将会造成什么影响？

    樊胜根：俄罗斯的大火和干旱使粮食减产20%左右，小麦产量可能会下降20%~25%。普京已经宣布从昨日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不允许小麦出口。

    如果完全按照世界粮食供求关系，这本不应该对世界粮食供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2007~2008年粮食危机使许多国家增加了粮食生产，许多国家过去两年丰收，积累了很多库存。但是，如果出现政策失误，比如俄罗斯限制出口后印度也跟着限制出口，其他国家也跟进，那么尽管世界市场有足够的粮食，但由于这种心理上的恐慌，将会导致世界粮价上涨。

    那次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能恐慌。世界上有足够的粮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都有很大库存。所以各国千万不能像俄罗斯那样采取出口限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小麦出口大国，如印度、中国、乌克兰等。因为越是恐慌，粮食被限制在国内，粮价就越会上涨。

    日报：游资炒作在粮食价格中发挥什么作用？

    樊胜根：我个人判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恐慌比这个因素更重要。同时，对投机行为需要限制。现在很多地方已开始追踪哪些公司在大量购买农产品期货，信息已经开始透明。如果发现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被限制。虽然投机在上一次粮食危机中的作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现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粮食市场(与石油市场相比)比较小，巨资入场炒作会导致粮食市场紊乱。而且，过去一两年粮食市场确实波动较大，这就为炒作和投机提供了有利条件。

    防止粮价大幅波动

    日报：这种波动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吗？

    樊胜根：会。一是因为气候变化会导致粮价波动很大，而气候在过去几年里变得越来越反常；二是因为粮食生产与能源联系越来越紧密，能源市场波动会带动粮价波动；三是因为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可能引起粮食市场的波动，尤其是如果期货市场和粮食生产连在一块的话，就会引发游资对粮食期货的炒作。

    所以，将来的粮食生产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价格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日报：假如今明两年，大量的流动性与经济复苏叠加，会不会导致更多流动性资本流入本来不大的粮食市场，加大粮食市场的波动性？

    樊胜根：资本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很多投资机会。这些钱也有可能增加农业投资，提高生产率。另外，粮价高并不是坏事，我们怕的是不稳定。波动性太大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不利，因此要防止粮价大幅波动局面。如果粮价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农民能够得到较高的价格，就会有积极性去生产粮食，政府也有积极性去搞农业投资。对于城市购买者，高粮价可能会有一定的坏处，那么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政策。高粮价刺激农民生产，同时政府保护城市低收入消费者，这是更为有效的办法。

    日报：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视角去看，比如说10年，国际粮食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樊胜根：到2020年，基准情景是粮价还要上涨，原因是土地和水资源减少、人口和收入增加等。幅度我不能肯定。上涨多少，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政策。如果农业投资较多，高科技投入较大，粮价会上涨得慢一些。与此同时，决定粮价的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汽车吃人”

    日报：在谈到会不会有下一次粮食危机前，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2007~2008年粮食危机的背后原因。

    樊胜根：对上一次粮食危机的成因，前任所长布劳恩与我有不同看法。布劳恩认为，中国、印度等国消费增长是重要原因；我不认可这一观点，因为同期中、印主要“吃”库存减少，进口并未显著增加。

    我们研究发现，真正导致世界粮价上涨的推动力是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对粮价上涨有两个传导作用：首先，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尤其是欧美国家，农业生产的能源消耗很高，能源价格上涨就会导致粮价上涨。更重要的一点是生物能源：油价上升之后，好多粮食转换成生物能源就变得可行。2007年的玉米价格上涨很可能就是由于高油价引发的生物能源的大量生产，而小麦与玉米之间有替代关系，玉米涨价，小麦也会跟着涨价。这样，粮食出口国就开始纷纷限制出口。这样一来，粮食进口国就开始恐慌，尽管这些国家都有粮食，但为了保持国内粮价和社会稳定，就开始用高价进口粮食，这也是第二次粮食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

    日报：下一次粮食危机会不会也跟石油有关呢？怎样避免下一次粮食危机？

    樊胜根：是的，因为农业生产跟石油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未来这个趋势还会继续。要避免下一次粮食危机，需要做到的是：各国一定要采取措施限制用于生物能源的粮食总量。一辆车一年的生物能源要消耗掉一公顷土地的产量，而这一公顷土地是可以养活很多人的，这要让大家都知道。

    日报：以前是“羊吃人”，现在是“汽车吃人”？

    樊胜根：是的。因而我所在的机构有责任加强这方面的宣传，不仅仅把信息传给领导人，还要呼吁改进生产技术，降低能效，减少对生物能源的依赖。

另外，油价上涨以后，金融公司开始炒作石油，也会炒作粮食价格，这就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加以限制。因为粮食跟石油是不一样的，粮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存问题。这一点全球要有共识：不能因为少数资本家通过炒作赚钱，让更多人处于饥饿状态。

    国际粮食新体系

    日报：怎样认识全球饥饿问题的现状？

    樊胜根：2000年，全世界的领袖曾在联合国高峰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从1990年到2015年期间饥饿人口减半。而今，这个目标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偏离了很多。按照目标，2015年饥饿人口应该降到5亿，但现在饥饿人口仍然超过10亿。全世界都应对此更加重视。

    饥饿人口从目前的10亿下降到5亿左右还是有希望的。不过，在粮食政策方面，老路子行不通了，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途径：

    第一，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增加社会保障的投资，组成生产安全网络，通过帮助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帮助他们解决饥饿问题。第二，新兴国家、基金会和私有部门等“新角色”应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起到更大作用，过去由欧美主导的体系已经失败，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粮食体系，由“新角色”唱主角。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自身粮食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他们的技术和经验也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第三，要以国家为主导，让国家自己来制定政策，培养自己的能力。第四，要以数据和研究为基础。第五，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责任制”，公开援助的承诺与履行信息，衡量援助国有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达国家都做出过很多承诺，但不少承诺从来没有履行过。

    日报：目前，西非萨赫勒地区正在经历粮食困难。对西非来说，怎样从根本上对抗粮食困难？

    樊胜根：西非可以培育耐干旱的农产品品种，改变耕作制度以减少用水。要建立一套保障制度，使得在干旱的时候有所保障。另外，移民也很关键，如果实在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可以移民。粮食贸易和外援的畅通也很重要。

    中国粮食安全须立足国内

    日报：中国应该采取何种粮食和农业政策，以适应国际粮食市场可能的变动？

    樊胜根：一是要提高国内的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这是必需的。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就是世界的粮食生产安全。如果中国做得好，不仅不必大量进口，有时候还能出口，就是对世界粮食生产的贡献。中国的粮食肯定要通过国内来解决，包括强化土地保护、加大农业科研、投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农民积极性等。尤其是保障农民积极性这一点，现在我们政府还没有足够重视。此外，生物技术也很关键：随着气候变化，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减少，需要生物技术来培育耐干旱、耐涝、产量高的新品种。

    日报：有人认为，我国应该加大海外农业投资，你如何看？

    樊胜根：我觉得是可以去投资的，但应该完全把它当作投资行为，就是考虑能否赚钱，而不是当作国内粮食安全的保障。保障粮食安全还是要立足国内。

    此外，海外农业投资能够帮助其他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用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帮助那些国家。世界的粮食安全同时也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大家都安全了，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

    日报：今后10年，国内的粮食价格会不会跟国际市场有更多的联系？

    樊胜根：我觉得有两个趋势：第一，中国的粮价会跟国际市场的粮价越来越接轨；第二，国内粮价将来也会比较平稳地上涨。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因此恐慌，不要把它当作一件坏事。因为粮价上涨可以帮助农民增收，而我们国家大部分的贫困人口还是农民，要有这样一个共识。粮价提高还是一种扶贫，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最有效的办法。

    日报：怎么看待外资进入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

    樊胜根：外资进来，如果对农业技术、加工有好处，我觉得应该鼓励。我担心的是，有一些外资的利益集团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比如前几年准许自由进口转基因大豆榨油一事，使得600万豆农失去工作，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所以，外资进来本身没有关系，但国内的政策制定部门必须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不能受外资利益集团的影响。

    日报：怎么看待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樊胜根：对这个问题，应该从科学角度看待。我们不预设立场，只是提供数据，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作决策。比如，我们要告诉他们，转基因食品会带来什么效果，同时也有什么样的风险。至少，消费者在超市或农贸市场购买转基因食品时，应该看到转基因食品的标志。政府应该把转基因食品的证据和事实公开，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